张国焘：从权力核心到边缘人生

张国焘，生于1897年。在投靠国民党之后，他于1948年随国民党迁往台湾，彼时已年满51岁。自那时起，直至1979年他82岁离世，这期间的三十一载，构成了他人生的最后篇章。

在这长达三十一年的岁月里，张国焘的生活始终伴随着动荡与迁徙。在这期间，他面临了无数次的抉择。最终，是他凭借坚定的意志做出的决定，注定了他悲惨命运的结局。

张国焘

与国民党分手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取得了辉煌胜利。其震耳欲聋的炮声，已遍及我国北方大地。解放军的锋芒直指江南，国民党的老巢已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形势已十分明朗：国民党必将走向失败。蒋介石开始四处寻求退路。

蒋介石选定台湾作为其最后的避风港，并派遣众多国民党高级官员先行赴台展开筹备工作。消息迅速传遍国民党高层，他们纷纷寻找途径或借口，携带家人，陆续迁往台湾。

既然自己已与共产党决裂，若共产党得势，恐无我立足之地，不如早作打算。当时，众多国民党高官已赴台湾，自己亦只能随波逐流。于是，在1948年的冬季，张国焘关闭了《创进》周刊，妥善处理了经济事务，携带着手头剩余的数千美元，踏上了前往台北的旅程。

张国焘抵达台北之际，众多国民党要员及上海商贾早已捷足先登，将台北市的住宅一空而尽。无奈之下，张国焘寻觅无果，只得求助于国民党当局。然而，国民党官员对他的态度却异常冷淡，这其中自有深意。

其首要原因之一，在于张国焘虽曾投靠国民党，并试图策反共产党军队，却终无所获。此后，尽管他屡尽心力，亦未能取得显著“成果”。国民党方面视其利用价值已尽，遂不愿继续供养。

第二个原因在于，张国焘虽身处国民党阵营，却持有独立的政见，其为人处世恪守个人原则，难以融入当时风气浓厚的国民党上层，其中充斥着勾心斗角。

第三个原因，在于张国焘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期间，虽对共产党多有批评，却亦展现出一种中立立场，似乎意图在国共两党之间辟出一条独特的道路。

国民党方面深觉，张国焘与其并未同舟共济，心志不合。

第四个原因在于，国民党初抵台湾之际，遭遇了诸多困扰：当地民众对其抱持不理解态度，并对国民党进驻台湾表示抵制；国民党甫入台湾，亟需稳固其在该地的阵脚；同时，党内亦存在诸多分歧，高层领导正忙于应对各类繁杂事务，疲于应对。概括而言，国民党自身尚且难以自保，更无暇顾及张国焘之事。

历经多次挫折，张国焘终悟到国民党已不再关注他，于是只得自行设法。幸运的是，在江西担任国民党地方职务及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期间，他积累了一笔微薄的资金。他随即用这笔钱在台北租赁了一处住所，将家人安置妥当。

安置好家庭之后，张国焘便迫不及待地着手继续工作，同时心中亦怀揣着复办《创进》周刊的夙愿。他首当其冲的行动，便是搜寻那些曾在他麾下共事的《创进》周刊同仁的近况。这些人散落各地，至台湾后亦暂时失业。张国焘与他们一席谈话，众人纷纷表示愿意随他迁往台北，携手继续《创进》周刊的辉煌历程。众人推选张国焘担当此任，旨在国民党方面申请创办刊物，然而迎来的却是冷漠的面孔。经张国焘一番了解内情，方才知晓：国民党高层对他创办刊物持有疑虑。

当前国民党无暇顾及刊物的制作，即便你继续出版，亦鲜有人关注，此举有何必要？张国焘闻言，深以为然，遂打消了在台湾重新创办《创进》杂志的念头。

然而，闲置无所事事并非长久之计，毕竟一家人还需维持生计。于是，张国焘再次向国民党当局寻求工作安排。

此次，国民党高层虽未明确拒绝安排，却持续拖延，致使张国焘奔波一年，国民党却未赋予其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的职务，而其他委员们则纷纷获得了官职或职位。张国焘深思良久，终于洞悉了真相：国民党对他根本缺乏信任。无奈之下，他只得选择隐退，过着闲散的生活。

然而，不久之后，国民党方面便派员前来征召张国焘所租住的居所，声称：该区域内的所有住宅均已划定为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的用途，限其在三日内迁离。

张国焘自费租赁的居所，竟遭禁止入住，实乃有失体统。气愤难平之下，他毅然决然地前往国民党“行政院”寻求公道。

一位官员语气冷漠地表示：“此事当以公事公办，你所居住的房屋已被征用，非你一家，你需另行租赁住所。”

张国焘与那位官员发生了争执。那位官员毫不退让，反驳道：“你曾是中央执委，那已是过往。如今你又能算得上什么？有胆量就去向共产党索要住所吧！”

听闻此言，张国焘内心凉意彻骨。归家之后，他反复权衡，最终下定决心与国民党断绝关系。

若与国民党分道扬镳，便无法在台湾立足，而此时大陆正面临共产党的接管，显然不宜前往。无奈之下，张国焘决定移居香港，那是一个由英国人管辖的地区，英国人的决定权不容忽视，即便中国居民在那里居住，共产党和国民党亦无法对香港施加太多影响。下定决心后，张国焘带领全家迁往了香港。

张国焘来到台湾整整一年。他本来还想与国民党合作，但他又在思想上与国民党有隔阂，看不上国民党上层的腐败，他只盼望国民党方面还能容许他这个有一点不同看法的人存在，给他一碗饭吃。没想到，国民党方面已经决定抛弃他了。一年来，他到处碰壁，连个差事也没有谋到，只得离开国民党。可是，到香港能干什么？他心中一点数也没有。

与第三势力不合。

张国焘刚抵达香港，便有政治人物纷纷登门拜访。一瞥之下，他便认出了对方：顾孟余、李微尘——他们是第三势力阵营中的关键人物。

顾孟余与李微尘，昔日均为国民党的一员，却因在党内对蒋介石持反对立场，高举“改组派”的旗帜，与党内某些人展开了激烈的抗争。由此，他们在国民党内已难存身之地。某些人于20世纪30年代潜入共产党内部，同样遭受了清洗之苦，其中不乏牺牲生命者。在鄂豫皖地区建立根据地期间，张国焘曾亲自签署命令，处决了一批被冠以“改组派”罪名的人——此为笔者所注。

自此，国民党的“改组派”逐渐淡出公众视野，部分人士以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第三势力身份活跃于政治舞台。他们倡导效仿英美模式，借助美国力量推进资本主义发展。毛泽东曾对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构想进行批判，蒋介石亦持反对态度。

于是，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在大陆无法立足，在台湾亦难安身，只得逃至香港，勉强维持生计。顾孟余与李微尘成为第三势力在香港的核心人物。抵港后，他们并未闲散，依旧传播自己的理念，并组织相关活动。同时，他们也在国民党内部拉拢支持者，以增强自身的势力。因此，他们时刻关注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政治动态与境遇。对张国焘在台北被冷遇的情况，他们早已有所耳闻。他们认为，张国焘在上海创办的《创进》周刊，其主张与己方颇为契合，遂决定邀请张国焘加入。于是，张国焘抵达香港后，顾、李二人立刻与他取得联系，表达了合作的意愿。

初抵香港，张国焘举目无亲，四处无依，陷入困境，正面临绝境。尽管深知自己与第三势力在政见上有所分歧，但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与他们携手合作。于是，张国焘得以入住李微尘在香港的闲置住所，至此，一家人的生计得以暂时安定。

然而，张国焘本质上是一位政治人物，持有其独特的政治见解。这些见解与第三势力存在根本差异。故而，在共同创办组织与刊物的过程中，三人间的分歧逐渐凸显。作为社长，张国焘对刊物有着明确的定位，旨在发表能够宣传其政见的文章。相比之下，顾孟余与李微尘二人则坚决主张刊发宣扬第三势力观点的文章。起初，三人虽存在矛盾，尚能调和解决；然而，随着矛盾不断激化，最终演变成互不相让的局面。

张国焘意识到自己孤立无援，于是将先前在上海共同创办《创进》周刊的几位同仁邀至身边，并将顾、李二人麾下的数人逐出。此举激怒了顾、李二人，他们于私下密谋，决心将张国焘驱逐出局。

经过商议，他们把握住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向张国焘坦诚相告：张先生，我方实在无力继续聘请您这样杰出的人才，恳请您另寻他处发展。同时，也请您为您的家人寻找一处更为适宜的居所。

闻言即明，张国焘毫不犹豫。翌日，他便携带家人搬迁。庆幸的是，在此之前，张国焘早已预见到与第三势力难以长久，终将分道扬镳，于是未雨绸缪，暗中寻得一处居所。因此，在与第三势力关系决裂后，他迅速找到了新的住所。

单干户

因与第三势力不和，关系破裂。张国焘心灰意冷，不再寻求加入任何团体。然而，生活还需继续，他一家需要经济来源。经过深思熟虑，张国焘决定自主创业。

幸而张国焘亦属一时之选，身为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发起人之一，曾身侧李大钊、陈独秀，担任过共产党的高级职务，创立了鄂豫皖根据地，并曾担任红四方面军的最高指挥官，领导过近十万大军。尔后，他离弃共产党，转而投靠蒋介石，一度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即便后来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亦曾一时风头无两。故而，知晓其名者颇众。张国焘看准了这一契机，决定投身笔耕，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他深信，自己创作的文稿，依旧能受到香港各大报刊的青睐。

言出必行。张国焘迅速订阅了数份报纸，开始深入研读时政动态；在形成个人见解之后，便挥毫泼墨，撰写时政评论，并将其投稿至香港各大主流媒体。

张国焘的判断果不其然，他所撰写的文章，在香港的各大主流报刊上果然颇受欢迎。香港作为商业社会，其报刊行业同样遵循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为了吸引广泛的读者群体，这些报刊往往刊登各式各样的政治观点，并积极收录不同政治家的文章。张国焘的名声早已远播，单是他的名字便足以引人注目。更不用说，他撰写的文章更是鲜明地展现了他的政治见解。因此，每当张国焘投稿，总能一投即中，且所获得的稿酬亦颇为丰厚。由此，张国焘得以凭借文稿所得维持生计，一家子在港生活得颇为宽裕。

在彼时，张国焘撰写的文章中，影响力显著的，莫过于他对朝鲜战争的深入评论及其对未来局势的精辟分析。张国焘不仅曾领兵征战，深谙军事之道，同时他对共产党军队的作战风格也颇有了解。他的战争前景评论文章，总能展现出一丝前瞻性的洞察。正因如此，他所撰写的文章，备受众人青睐，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在那个年代，香港的各大报刊竞相邀约投稿，张国焘一时间竟难以应对，只得全力以赴地撰写文章。一篇篇军事评论，一篇篇对时局前景的深入剖析，纷纷在港媒上亮相，以至于中国及美国的高级军事决策者也开始对张国焘的军事分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盛况难继。随着朝鲜战争进入持久战的阶段，公众的焦点不再像先前那般集中在前线的朝鲜战场；加之双方均大规模动用空军力量投入战斗，而张国焘对此类战局了解有限，他在后期撰写的军事评论文章，常常陷入空洞的议论之中。因此，他的读者群逐渐缩小，香港各大报刊也不再向他邀稿。

在当时的香港各大报刊上，论战的焦点文章要么鲜明地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要么坚定地拥护国民党的观点，亦或是属于第三势力的立场。张国焘所著的政论文章，既未明显偏向共产党，亦未站在国民党一边，更不属第三种势力范畴，故而，其文往往不为众人所瞩目，声量亦显得尤为微弱。香港的报刊多偏爱那些引人注目的文章，这导致张国焘的文稿遭受冷遇，稿酬收入亦显著减少。

连遭两祸

原本，稿酬便属于不稳定收入范畴，而今，此类收入亦大幅缩水，张国焘一家的生计因而陷入困境。迫于无奈，他只得另辟蹊径，寻求新的生计之道。

在那个时期，受朝鲜战争波及，香港的黄金市值呈现迅猛攀升，张国焘因此萌生了涉足黄金市场的念头。在他担任《创进》周刊编辑期间，他省吃俭用，积累了一笔小金库，之后又凭借在香港的撰稿工作赚取稿酬，再次充实了积蓄。经过一番计算，他手中的美元总额达到了5000。他毅然决然地将这笔资金投入黄金市场，寄望于金价持续攀升，待时机成熟，便高价抛售，兑换成美元，以期获得丰厚的收益。

尽管朝鲜战争时断时续，但鉴于两大阵营的对立，这场冲突恐难有终，将演变为一场持久战，甚至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黄金的身价必将持续攀升，他起初的5000美元投资，有望膨胀至5万美元、50万美元乃至500万美元。同时，他也坚信，只要朝鲜战争继续进行，自己仍有机会撰写军事评论，且稿件仍有报刊愿意刊登。

然而，沉浸于自得中的张国焘未曾料到，灾难已悄然降临。事实上，他从未涉足商海，经济思维薄弱，对商业界的残酷性缺乏了解，对于香港的经济状况更是陌生。他鲜有研究经济议题，更别提深入探究香港复杂的投机经济环境。因此，当他涉足投机领域之际，失败似乎已成为定局。此外，张国焘对时局的判断也失误严重。他绝未想到，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谈判，朝鲜战争竟会签署停战协议，而这一举动也令香港持续攀升的黄金价格遭遇重创。

然而，张国焘向来高傲自大，固执己见，不愿调整自己的判断。正当香港众多购金者竞相抛售手中黄金之际，他仍旧惜金如命，一心寄望金价继续攀升，幻想自己一夜暴富。他未曾料到，香港金价竟会在一夜之间暴跌。待他匆忙出手，黄金价值已跌至谷底，原本的5000美元，仅剩2000美元，损失高达3000美元。须知，彼时3000美元非同小可，足以支撑他一家人的生活，亦是他余生之所需。张国焘悔恨不已，怒火攻心，一时间病倒，需静养数日方愈，然而心头的懊恼却难以消散。

不久，张国焘再度遭遇不幸——他的妻子杨子烈不幸受伤。在20世纪50年代，香港的居民若想维持生计，通常需要储备两三千美元的流动资金。一旦生病或遭遇其他意外，这笔资金便成了应对困境的关键。然而，张国焘因黄金投机生意失利，手中所剩仅有2000美元。

原本这笔2000美元的资金是严禁挪用的，然而，张国焘一家人的生活亟需维系，且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无奈之下，只得动用这笔资金。然而，好景不长，这笔钱很快便告罄，家中连日常饮食都变得捉襟见肘。

面对这样的境况，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无奈之下，只得在一家店铺谋得一份生计，每月虽能略有收入，却微薄有限。然而，那家店铺距离张家颇为遥远，为了节省车费，杨子烈毅然选择每日步行往返。回到家后，她还得亲自下厨。一天的辛劳过后，她早已疲惫不堪，还需前往菜场采购食材。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腿脚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灵活，不慎踩到一块西瓜皮，一跤跌倒便难以起身。

有人将她送往医院，并及时通知了张国焘。张国焘抵达医院，听闻医疗费用后，不禁瞠目结舌。原来，杨子烈伤势严重，臀部及骨盆骨折，需支付巨额费用进行手术。张国焘只得四处借贷，筹集足额资金为杨子烈实施手术。自此，他们家又背负了债务，生活愈发艰辛。不幸的是，杨子烈的手术并未成功，出院后成了跛脚，再也无法外出工作。

试图回大陆养老

在张国焘陷入困境之际，他的长子张海威及时伸出援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持，使他得以勉强度日。然而，张海威仅靠教书维生，收入有限，长此以往依赖他接济并非长久之计。无奈之下，张国焘只得加倍努力撰写稿件，期望通过稿酬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并逐步偿还债务。

然而，二战的硝烟已散，尽管张国焘撰写军事稿件是其所长，但他的文章却鲜有人问津。至于政论文章，他更是处于“三不靠近”的境地——既不倾向共产党，也不亲近国民党，更不向第三势力靠拢，而他个人的独立立场亦难以树立，故此，此类政论文章亦乏人问津。香港的几家大型报刊不再像以往那样采用他的稿件，收到退稿信已变得司空见惯。走投无路的张国焘，便将目光投向了共产党，想到了毛泽东。他心中想，或许毛泽东能够对他展现出宽容。

恰逢其时，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期间，张国焘精心搜集了香港多家报刊，并细致研读了其中关于中共八大召开的相关报道。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认为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双百”方针在政策层面有所放宽，这使得毛泽东有可能放下旧怨，接纳他。凭借其丰富的资历，至少在共产党这边，他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因此，他着手搜寻与中共有着联系的香港人士，意图借此途径向中共中央表达他返回大陆安度晚年的诚挚愿望。然而，张国焘依旧徘徊于两股势力之间，他亦借助某些渠道，与美国人士取得联系，试探是否能够与之携手合作。部分在香港的美国人士表示，美国愿意伸出援手，并为他提供了生活上的资助。在此背景下，张国焘一边努力寻找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的途径，一边又与美国人保持接触。

历经一年多光阴，1958年终于来临。张国焘在此年与共产党重新取得联系。当年十月，他于香港与中共代表会面，表达了为新中国贡献力量的意愿，并恳请中共中央给予生活上的资助。

张国焘的意图迅速传播至大陆，乃至北京，并传达到了中共中央。195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将张国焘所表达的意思整理成一份内部简报，呈送给了毛泽东审阅。

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早已洞悉张国焘与美国人之间的交往，并对他所面临的生计困境有着深刻的了解。

中美关系紧张。“我们乐意向其提供生活上的援助，但张国焘须与美国人断绝往来。他不可一面与美国保持联系、接受美方资金，另一面却领取我党的补助。”当这份简报送达毛泽东手中，他依据自己先前深思熟虑并在一定范围内提出过的观点，提笔在简报上批示道：

“宜敦促张国焘与美国人断绝联系。若其能成功实现此目标，则可考虑给予其个人生活上的资助。毛泽东注。”（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三十页）

毛泽东的观点获得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广泛认同，并迅速通过在香港的中共中央工作人员传达给了张国焘。

经过深思熟虑，张国焘最终向中共中央在香港的同志们表达了他的想法：我曾是一名演员，而现在，我更愿意成为一位观众。我渴望减少对悲剧的目睹，请允许我继续扮演这一角色。

张国焘此番言论，已清晰表明其不再愿意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共事，更遑论为新生国家贡献心力。至于关于给予张国焘生活补助的议题，亦只能暂时搁置。

与美国人合作

张国焘决意不再返回大陆，但现时以撰稿维生却面临困境。在香港的生计问题让他焦虑不已，恰在此时，一位美国大学的研究员主动登门寻求合作。

在1961年的某个时刻，张国焘独自在家中小憩，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他的妻子杨子烈蹒跚着脚步，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口，打开门后发现门外站着一位蓝眼睛、金发的外国人。张国焘感到好奇，因为他虽然与美国人有所交往，但这位陌生人他却从未见过。他不禁怀疑，这人是误打误撞来到了自己家门前吗？

正当我疑惑之际，一位洋人径自步入室内，见到张国焘后，他率先开口，口中吐露的是一口流利至极的汉语。他自我介绍道：“我是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员，此次特地前来拜访张先生。”

张国焘将客人引领至客厅，两人便开始了交谈。交谈中，张国焘注意到，这位来人对中国历史及他个人的历史都了如指掌，并对他的为人也赞誉有加。这让张国焘心中颇为欣喜。来人针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提出了诸多疑问，张国焘对答如流，令来人十分满意。两人畅谈了整整半天。

终归，那来者对张国焘言道：“你在中国共产党内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若无你，党的历史便会显得不完整。我诚挚建议您撰写回忆录，这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张焘内心喜悦，且有写作的冲动。然而，关于如何出版，他陷入了困惑。尤其是考虑到家中现有的经济压力，撰写回忆录不仅耗时漫长，而且在此期间无法获得稿酬，这使得回忆录的撰写似乎成了杯水车薪。他沉默不语，内心纠结不已。来人敏锐地察觉到张国焘内心的忧虑，便安慰道：“关于出版的事宜，我会为你妥善安排。目前，堪萨斯大学已向你发出约稿邀请，每月将提供2000港元作为生活津贴。待书籍出版后，稿酬自会如数奉还。”

“特立...”（张国焘，字——笔者注）执笔吧，倾述你的一生。”张国焘的目光落在杨子烈身上，随后又投向了来访之人，轻轻颔首。

翌日，张国焘便挥毫泼墨。他笔触追溯至自己的幼年时光，记录了他在私塾中的求学经历，以及那段“洪江会起义”的风云岁月。接着，他又描述了赴萍乡县县立小学深造的岁月，随后在上海参加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经过。在北大期间，他深受民主与科学思想的熏陶，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的发起。在李大钊、陈独秀的悉心指导下，他开始接触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投身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他笔耕不辍，往事如影随形，纷至沓来。在创作的过程中，心绪难平，情感澎湃，常常无法自持。于无形之中，泪水便悄然滑落，伴着笔尖流淌的文字。

如此一来，张国焘笔耕不辍，历时四年，至1965年，其著作终于基本定稿。美国堪萨斯大学如约履行承诺，每月支付他2000港元。最终完成稿件之际，该大学又额外支付了一笔丰厚的稿酬，并取走了张国焘的手稿。

张国焘颇具心机。在创作期间，他指示杨子烈另行誊抄了一份稿件。当美国方面取走原稿之后，张国焘手中仍保留着一份副本。他将这部书稿转交给了香港的《明报月刊》。

香港《明报月刊》的总编迅速洞察到该书稿的潜在市场价值：张国焘，一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其人生经历跌宕起伏；在中国共产党核心层担任过要职，熟知诸多内情；而在国民党中也有一段经历，同样对其内部情况了如指掌……鉴于此，他当机立断，决定以《我的回忆》为题，以连载的形式发表这部张国焘的著作。

自1966年起，《明报月刊》陆续刊登了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系列文章，每篇发表后，都向他支付了丰厚的稿酬。这些稿酬既包括来自美国友人的资助，也有《明报月刊》的慷慨支付，自此，张国焘的经济困境得以缓解，生活状况亦有所改善。

1971年，张国焘的这部著作在《明报月刊》的支持下，被精心分为三卷出版，并在国内外广泛发行。依照双方协议，张国焘因此获得了丰厚的版税回报。此番举措，亦使得张国焘（已迁居海外——注）突然获得大量资金。

颇为有趣的是，在《我的回忆》一书问世之前，张国焘特地安排其妻子杨子烈撰写了一篇名为《张国焘先生略历》的文章，并置于书首。在文中，杨子烈对张国焘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这无疑体现了夫妻间的默契与支持。

完成《我的回忆》之际，杨子烈亦着手撰写其个人回忆录。然而，杨子烈在当时并未享有盛名。在两人商讨后，决定以《张国焘夫人回忆录》为书名出版。此书于香港问世后，销量颇高。张国焘与杨子烈因此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版税收益。

自与美方展开合作以来，张国焘的经济收入便呈现显著增长。此番经历，亦使他在经济领域拥有了独到的见解与头脑。

拒绝王明之请

正当张国焘悠然自得地在香港过着隐居生活之际，家中却突然降临了一位不请自来的访客。

恺荫兄台惠鉴：

数十载风尘仆仆，音信杳无，心中颇感挂念。近日有幸拜读您的巨著《我的回忆》，深感敬佩。毛泽东及其同伙的阴谋诡计，如今已昭然若揭于世。希望兄长在接到此信后能前往莫斯科，共商国家大计。手书此信，谨祝安康。

陈韶禹，中共中央革命委员会主席。

张国焘一时愣住了，目光凝视着来者，沉默不语。来者率先打破沉默，说道：“张先生，苏共中央亦持此态度。若张先生有意前往莫斯科，所有相关事宜，将由我全权负责安排。”

张国焘心中明白，王明一向反对毛泽东，在莫斯科写书骂毛泽东，大约见到他写的《我的回忆》后，想拉他到莫斯科，与苏联人一起，在莫斯科反对毛泽东。 “此事重大，需容我深思熟虑后才能给出答复。”来人便约定，次日午后再次前来听取张国焘的决断。

送走宾客后，张国焘的心绪沉溺于对过往历史的追忆以及对现实境遇的深思熟虑之中。

张国焘对王明了如指掌。在米夫的力挺下，王明一度成了中共事实上的领导核心。在他的领导下，中共曾偏离正确轨道，陷入极“左”的误区，导致革命事业遭受重创，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与失败。

张国焘反思道，在莫斯科期间，尽管对王明并无好感，却因王明的权势，不得不委曲求全地与其交往。他深知，正是因担心王明对自己不利，才在延安时以祭黄帝陵为名，转投国民党。如今若重返莫斯科，乐观地想，或许能如王明般享受那里的优裕生活；悲观地想，却可能再次受制于王明，甚至面临被其利用苏共力量除掉的风险。即便这种担忧不成立，他与王明是否能够相处融洽，亦是个未知数。

思虑再三，毫无头绪，遂向杨子烈寻求建议。杨子烈言道：“前往莫斯科或许是一条出路，但你是否能与王明相处融洽？在那里，王明与苏联人立场一致，主导权掌握在他们手中。若不听从他们，难免会遇到麻烦；而若遵从他们，便可能受其约束。”

闻言，张国焘遂决意不再前往莫斯科，亦不再为王明效力，更不再为苏联人效命。

翌日下午，王明的使者再度造访张宅。张国焘以谦和之态，向他言道：“请转告韶禹先生，往昔的恩怨纠葛，国焘早已置之脑后，只愿在这余生中，能过上平静而淡泊的生活。”

闻者一听，顿时领悟到张国焘并无前往莫斯科的意图，于是起身告别离去。

惊走加拿大

1966年，我国大陆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香港的消息传播向来迅速而广泛。当地的各报章杂志纷纷每日更新，详尽报道了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最新动态，包括红卫兵的反抗活动、造反派的拘捕行动、武装冲突、推行“喷气式”批斗方式，以及诸多名人遭受迫害，有的甚至含冤离世，有的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种种惨痛景象尽收眼底。总体而言，香港各大媒体在当年对“文化大革命”的负面报道占据了绝大多数。

张国焘每日必览报纸，对大陆展开的“文化大革命”动态保持高度关注。尽管他对这片土地的动荡心怀忧虑，然而每当意识到自己已置身事外，便不再深究其中详情。对于个人安危的考量，张国焘持有这样的观点：香港乃英国人管辖之地，无论大陆局势如何动荡，亦无法波及至英国领土。红卫兵不敢越界至香港进行揪斗，因此他可以安心地在香港过着“寓公”般的生活。

到了1967年，大陆的“文化大革命”闹得更厉害了，什么打砸抢抄抓，几乎每天都有发生。张国焘的心也揪紧了。

一日，张国焘于街头漫步，忽见香港街巷亦张贴起大幅标语。他面色突变，急促喘息，匆忙赶回家中，将所见情形告知杨子烈。杨子烈亦感忧虑。自此，二人心中惶恐不安，紧闭门窗，足不出户，仅通过报纸来获取信息。在这段日子里，张国焘对报纸的关注更为细致，对于某些报道，更是反复研读，揣摩其字里行间的深意。

日前，邻人告知杨子烈，不久前，有两位生面孔曾前来询问张国焘的居所。杨子烈随即迅速将此信息告知了张国焘。

张国焘心中愈发不安，他深知自己在香港的住址并未公开，知道的仅限于少数亲友。然而，为何会有陌生人来此询问他的住所？难道是来自大陆的红卫兵或其他反抗团体派人来香港？若是真的，他们或许会某日找到他的住址，突然闯入，将他强行带回大陆，那他的生命将面临极大威胁。他与杨子烈思虑越深，恐惧越甚。这一惊，非同小可，张国焘几乎夜夜难眠，终日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

持续如此并非良策。因此，张国焘与杨子烈商定：在众多计策中，撤退乃上策。退往何方？唯有前往加拿大投靠其子。

张国焘一家

原来，张国焘育有三位子女，其中长子张海威现已在加拿大定居，现供职于一家研究所。

在学术领域深入研究数学的里，以及远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次子张渝川，身为一名工程师；还有一个儿子，在纽约行医。三个儿子中，两位身处加拿大，而彼时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相对宽裕，张国焘夫妇遂作出决定，前往加拿大，与在彼处的大儿子和次子相聚。

1968年，张国焘与杨子烈料理完在香港的产业之后，携带着多年积攒的财富，踏上了前往美国的航班，从香港启程。

张国焘与杨子烈原计划前往加拿大，却意外选择了飞往美国的航班。究其原因，二人经过商议，决定先赴美国探望次子，之后将转机前往加拿大。

随着飞机的腾空而起，张国焘的眼中溢满了泪水。他深知，这一别，恐怕再难踏上祖国的土地。

正如张国焘所预料的，即便在加拿大有了妻子杨子烈以及两个儿子的陪伴，他的内心仍旧笼罩着孤独与凄凉的阴影。

贫病交加，冻死异乡。

1979年11月26日，张国焘迎来了82岁华诞。当日，他的三个儿子将他自养老院接至长子孙子烈的海威之家，共享天伦之乐，张国焘的心情因此好转，不愿重返那寒冷难耐的养老院。然而，不回养老院又能去往何方？三个儿子生活本就捉襟见肘，若再负担张国焘的生计，更是雪上加霜。无奈之下，张国焘只得再次回到那他不情愿居住的养老院。在他离家之际，杨子烈为他准备了数床毛毯，用以抵御严寒的侵扰。

1979年寒冬，加拿大的气候格外严寒，大雪接连不断。12月2日夜晚，身患重病的张国焘在病榻上翻动时，不慎将覆盖在身上的被褥与毛毯弄落至地，他多次拉响病房的呼叫铃寻求护士的帮助，却始终未见有人应答。到了3日凌晨5点，张国焘已步入生命的终章。当家属匆忙赶到老人所在的医院时，张国焘早已与世长辞。

在张国焘事业如日中天，率领着兵强马壮的10万红四方面军将士转战川陕之际，他未曾料想，自己的晚年竟会落得如此境地，更未想到，自己离世后，子女竟无法筹集丧葬费用。张国焘的三子均成家立业，无力承担丧葬费用全部，无奈之下，杨子烈只得告知蔡孟坚。蔡孟坚随后通过黄少谷将此事转达给了蒋经国。

数日之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以电汇形式向蔡孟坚汇去3500美元，此款专用于料理张国焘的丧事。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的遗体被安葬于多伦多的一处公墓之中。

备注：关于张之逝世，众说纷纭。例如，在微信公众号《在多伦多遇见三位历史名人》一文中便有这样的记载：

晚年，张国焘定居于多伦多。关于他的去世，史料多记载其因养老院“冻死”，实则不过为误传，并无确凿依据。1968年，他迁往加拿大多伦多。他的三个儿子均旅居北美，分别从事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授的职业。1976年，张国焘不幸中风，被安置于世嘉堡的一家养老院。1979年，他在那里辞世。在其入住养老院期间，时任加拿大总理的“大土豆”特鲁多（即现任总理“小土豆”的父亲）曾特地前去看望他。

C